我们已进入21世纪。在这新世纪里，外交调研面临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而其中最富挑战性的莫过于前瞻性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明显增加。有人说：“昨天发生的是历史，今天发生的是新闻，明天发生的才是情报。”在新世纪里，这个说法无疑更显出它的道理来。

　　一、加强前瞻性研究是时代的必需

　　进行前瞻性研究一直是外交调研所必需。“事后诸葛亮”式的研究固也必要，然而毕竟惟前瞻性研究为最可贵。外交调研者应富有预见性，只有“远见” 方能显其“卓识”。

　　然而，回顾以往，我们不能以令人遗憾地承认：前瞻性研究一直是外交调研中的薄弱环节。我们所做的基本上是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做出解释，而非对可能发生的未来事件进行准确的预测。不是说全无前瞻性研究，而是说其量太寡，其言中率太低。这其实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问题，印度在1998年进行的震惊世界的核试验不是连美国事先也没有预见到吗？

　　再者，进入新世纪后，在外交调研中加强前瞻性研究的迫切性尤甚。当今世界，异于以往。如果说冷战时期美苏争霸两极格局时的国际形势较能预测，那么冷战结束后的如今的国际形势其不可预测性已空前增加。这里既有信息革命给国际形势和国际关系带来深刻影响的因素，也有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变化的困素。冷战结束后，开始了由美苏争霸的两极向多极化新格局的历史性的过渡。在这个漫长的过渡期中，我们对国际形势所能预测的可能只是它的不可预测性。

　　同时，外交调研，贵在见事早，反映快。千快万快，能预见才是真正的快，最大的快。而为真正解决外交调研的速度问题，前瞻性研究的强调和落实是重要途径。

　　因此，加强前瞻性研究是时代的必需，其重要性再如何强调也不为过。打开外交调研新局面，应从此处起步。

　　二、几点设想

　　加强前瞻性研究，说时易，行时难。这个“难”就“难” 在它是研究尚未发生的事件，而任何事物在其未发生前总存在着两种可能性。

　　加强前瞻性研究要求的提出其实并非始于今日，多年前它就已被大家所熟知，只是都止于谈论，见效甚微。总结过去，之所以屡试不成，其症结看来在于未能从改革机制这个源头抓起。外交当局有必要建立这样一种机制：它除继续要求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外，更要严格要求和大力激励对未来事件和趋势做前瞻性研究，并大兴前瞻性研究之风。惟其如此，始能奏效。

　　外交调研者往往有一个堕性，这就是：习惯于对已经发生的事件进行研究和做出解释。这可能与一国的外交“反应性”多、“主动性” 少有关。要加强前瞻性研究，外交调研者自然也是匹夫有责。他们必须大力培植自己的进行前瞻性研究的意识，并以此作为己任。一是外交当局改革机制，一是调研干部发奋图强，何愁加强前瞻性研究目的之不达。

　　外交调研者要加强前瞻性研究，也非一说就能做到的。这毕竟是一件比对已经发生的事件做出解释要困难得多的事。他们需要提高自己的水平，他们需要找对前瞻性研究之道。什么是前瞻性研究之道？依笔者愚见，一是仍需加强对已经发生事件的研究，这是进行前瞻性研究的基础。如若对前者不甚了了，又何以能对未来事件和趋势洞若观火？二是要特别注意对国际事件的先兆的研究。任何事件在发生前都是有先兆的。进行前瞻性研究就是要善于识别和抓住事件的先兆。为此，就需大力培养“见微识著” 的能力。三是要注意寻找和研究国际事物的规律性。进人新世纪后，国际形势的不可预测性确在增加，然而这不等于说个中就无规律可循。国际事物，同其他事物一样，是有其规律性的。加强前瞻性研究就是要着力寻找和研究国际形势的规律性。

　　最后，要加强前瞻性研究，外交调研者还必须克服一个重大的心理障碍一怕犯错误。预测未来是带有风险的，因为它有可能出错，而一个错误的预测是会产生消极的后果的。但外交调研者不能因此望而却步，因噎废食。这里需要的是勇气和对外交调研事业的执着。而外交当局也应为调研工作者营造一个宽松的政治环境，允许他们预测失误，不因他们一时的“马失前蹄” 而横加指责甚至断其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