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调研是一个过程，其第一步就是收集材料。“万里之行，始于足下”，这第一步必须迈好。

　　一、材料是外交调研的基础

　　什么是外交调研的基础？外交调研的基础就是材料。材料好比打基础用的砖瓦，材料收集好了，砖瓦配备齐了，基础打扎实了，外交调研的大厦就能拔地而起，巍然耸立。

　　新闻学要求，新闻的构成必须具备五个要素，即所谓五个“W”：何事（WHAT）、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HOW）、缘由（WHY）。五要素不全，好新闻难成。外交调研材料的构成虽也离不开这五个“W”，但却远不止于此。外交调研材料的收集，其要求更高，范围更广。我们不仅要收集有关现状，还需收集有关历史；不仅要收集有关事件的本身，还需收集有关事件的波及部分；不仅需收集有关的“彼”情，还需收集有关的“己”情；不仅要收集有关的重要数据，还需收集有关的分析性的材料；不仅要收集有关的“死”材料，还需收集有关的“活”材料。总之，必须收集一切有关的事实、背景、观点和反应，收集得越完全，外交调研就能做得越到位。

　　材料收集是一件含辛茹苦的事，但又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古人云，“基广则难倾，根深则难拔”。收集材料这个基础打好了，外交调研就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了。

　　二、既要“十分丰富”又要“合乎实际”

　　毛泽东主席在《实践论》中写道：“只有感觉的材料十分丰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乎实际（不是错觉）才能根据这样的材料造出正确的概念和论理来。” 毛主席在这里给我们指出了外交调研收集材料之道。首先是材料要“十分丰富”。材料收集，以丰富为上。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材料贫乏，文章难成且不说，更糟的是易有导致结论偏颇之患。马克思为写《资本论》，整整工作了4O年。他在写该书时就极为重视广泛地占有丰富的材料。他在英国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内，苦读多年，潜心阅览了1500多种书籍，从中摘写的笔记就多达几十本。正是在这浩如烟海的材料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写出了《资本论》这样的稀世皇皇巨著。列宁也是如此，他为了写《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曾参考了583本书。

　　材料光是丰富，尚嫌不足，还需材料“合乎实际”。这是毛主席告诫我们的第二条。材料丰富但不“合乎实际”，所做的努力就可能白费。所谓材料要“合乎实际”，主要指的是材料的收集需经过筛选，要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择其“合乎实际”者留之。同时它也表明，收集材料并非只是多多益善，而是要注意正确解决材料的“量”和“质”的关系问题。收集材料无疑需要一定的“量”，没有一定的材料的“量”，就无所谓材料的“质”。但如一味追求材料的“量”而无视“质”，以致材料泛滥，使人无所适从，反成大害。美国人总结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教训，结论是：正确的情报被一大堆彼此矛盾的其他情报所掩盖。美国的麦克阿瑟上将在朝鲜战争中栽了跟头，但他有一句话是说对了。他说：指挥官最重要的任务是分清所获的情报中95％是不重要情报，5％是重要情报。

　　三、外交调研主要依靠公开材料

　　外交调研所收集的材料一般有两类：一类是来自公开来源的材料，另一类是来自秘密渠道的材料。两类材料都重要，但外交调研主要依靠的是公开材料。一般认为，在和平时期，9O%至95%的情报都是公开情报。

　　公开材料的来源十分广泛。凡是外国报刊、广播、电视、因特网上的新闻和评说，都是重要的材料来源。尤其是因特网，近年来发展迅猛，其信息量大有冠超其他新闻媒体之势。当今世界，信息化空前发展，外交透明度日益增加，新闻媒体所载的内容，不仅传播速度快，而且具有相当的参考价值。只要我们对其持续追踪，细心阅读，潜心研究，国际形势的大体走向是可以掌握的。对此我们不可小视。

　　同时，一则广告，一本小说，一出戏，甚至一册电话簿，也都可能包含有用的情报。美国中央情报局专设人员从各国的电话簿中收集各类情报。外国的情报人员从冲绳的美军基地的电话簿中弄清了美国与核武器有关的部队。第二次世界大战末，苏联军队占领柏林后，吃惊地发现德国情报总部有一本加密注解的莫斯科的电话簿。其用意不言而喻。

　　美国中央情报局驻布拉格的谍报人员曾迅速地了解到当年捷克斯洛伐克陆军计划搞陆军师的机械化。这是一个从公开的不起眼的新闻中发现重要机密情报的典型例子。这位中情局人员每天都细心阅读布拉格的报纸，一天他注意到一条报道一位苏联将军到任的简短消息。这位将军是苏联坦克战的权威，这给他以突然而至的启示。他连忙搜集有关捷陆军方面的各种情况，终于掌握了捷机械化师的建设计划。

　　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曾做过这样一次试验：从美国著名大学中物色一批研究生，让他们利用暑假，从近期公开发表的美国报刊、国会记录、政府公报、论文演说中收集情报，对美国的国力做出估计。结果证明，人们只要在公开文件中聊费数周时间，即可轻易地刺探到美国重要的国防机密。

　　公开材料，价值万千。勿以材料公开而小视之，这是重要的经验之谈。

　　四、“死”“活” 材料要相得益彰

　　古人做学问，收集材料各有其法。鲁迅式的是从文献中收集，蒲松龄式的是向群众请教，达尔文式的是向大自然索取，李贺式的是随得随记逐日积累。而为外交调研而收集材料则又如何呢？这就要讲究“死”材料和“活” 材料相结合了。所谓“死”材料也者，乃指一切来自外国报刊、出版物。广播、通讯社、电视、因特网等公开渠道的材料。而所谓“活”材料通常是指外交官走出门，交朋友，通过相互交流和谈话所获取的材料。

　　这“死”、“活”材料相得益彰的做法是外交调研的独特之法。“死” 材料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已不必再赘述了。但它毕竟仍有其局限性。一是鱼龙混杂，有待分辨；一是失之表面，有待深掘。同时，外交的最机密处一般也难见之于报章媒体。如若认为“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那就大错特错了。外交官深居简出，应是第一大忌。

　　笔者有过一次这样的经历。1987年的某日，美国《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则独家新闻，宣称美国政府准备第二次“教训”利比亚，说得有鼻有眼，煞有介事。当时笔者正在纽约工作，对此将信将疑，最后经过收集一些“活”材料来加以认真核实，才发现这其实是美国官员有意向新闻媒体提供的消息，其用心是对利比亚进行“心理战”，并无对其再做军事打击之意。

　　“全信书，不如无书”。外交官如若一味轻信外国媒体之言，不走出去收集“活” 材料来核实辨伪，总归是要上当的。

　　会收集“死”材料固然是外交官的一种能耐，但外交官的真正本事却是在收集“活”材料，只有精于此道者才堪称高明的外交官。

　　五、学习宦乡同志的敬业精神

　　初入外交调研界，可能会错陷这样一个误区：外交调研，搞分析研究是上乘工作，趋之若鹜，而收集材料则属“低级” 劳动，不屑为之。这其实是十分错误的。初学者要先学走后学跑，这应是常理。更何况收集材料与分析研究往往是相互贯通，难以截然分开。我们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常会由此产生一些初步的印象和看法，也即是感性认识，这就是分析研究的开始。然后，再进一步收集材料，做深人分析研究，使感性认识上升为理性认识。如不从收集材料人手，何来感性认识，又逞论理性认识？因此，收集材料是搞外交调研不可逾越的阶梯。

　　说起材料收集，不能不提及一位外交调研的老前辈，他就是我国首任驻英国代办宦乡同志。他是一位资深的外交家，终生致力于国际间题的研究，他所写的外交调研作品独到深刻，深受毛泽东主席的赞许。他任驻英代办期间，肩负重要的调研任务。他每天都花不少时间，阅读当日的外文报刊，亲自把其中一些重要信息以及自己的想法用英文打字机打在卡片上，日复一日，从不间断。他是一馆之长，工作十分繁忙，但仍乐此不疲。有同志劝他把这收集材料的具体事情交由别人来办，不必事事躬亲。他婉谢道：收集材料虽属繁琐费时之类，但却是他人所无法代劳的。宦乡同志的这种敬业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榜样。